5月19日晚，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就刘甲(男，21岁，网名“胖猫”，湖南临武人)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一事发布警情通报。警方确认，“胖猫”与谭某存在实在的爱情联络，谭某并未以爱情为名骗得“胖猫”资产，不构成诈骗违法。
警方通报中整理了“胖猫”与谭某的往来状况以及经济往来状况状况。通报中说到，“胖猫”的姐姐刘某称要让谭某“不好过，付出代价”，与其妹妹协商“便是要让谭某被网暴”。刘某经过交际媒体账号屡次发布“胖猫”与谭某私聊记载、转账截图等个人隐私信息，与其妹妹联络多人代写案牍、谈论怎么获取网民怜惜，还在渠道购买流量涣散传达提高热度。
警方以为，刘某的行为导致谭某被网友进犯咒骂，呈现多起要挟谭某人身安全的言辞，严峻影响谭某正常日子，并构成网络空间次序紊乱。
这类事情并非在网络空间中第一次产生。2018年，德阳安医师和老公在泳池里与13岁男孩产生抵触，之后，经过网络媒体的传达，安医师遭到人肉查找；2022年7月，染了粉红色头发的郑灵华在爷爷病床前共享收到研究生选取告知书的喜讯，因发色被“造黄谣”；2023年5月，武汉一小学生在校内被撞身亡，其母亲因容貌穿着饱尝网络暴力。
从2008年的“我国网络暴力第一案”开端，网络暴力就与互联网的展开羁绊在一同。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查看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违法的辅导定见》（以下简称《辅导定见》）。
《辅导定见》共20条，其间指出，关于网络暴力违法违法，应当依法严厉清查，实在纠正“法不责众”错误倾向。要要点冲击歹意发起者、安排者、火上加油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对网络暴力违法违法，应当表现从严惩治精力。
在《辅导定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供给一组数据，他表明，近年来，呈现了触及凌辱、诽谤刑事案子数量显着添加，但有罪断定份额很低的巨大反差。周加海以为，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诉人搜集依据时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也与凌辱、诽谤刑事案子的公诉标准缺少细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对此，《辅导定见》明晰了刑事自诉案子转公诉的途径。
怎么告倒一个网暴者？怎么保持网络空间的次序？多位学者表明，虽然《辅导定见》为有用冲击网络暴力供给了标准，但网络暴力的管理之路仍旧绵长。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查看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违法的辅导定见》。 图片来历：网络截图
从界说含糊到明晰的“网络暴力”
2007年12月29日，在北京作业的女白领姜岩，从自己寓居的24层楼跳下，她在互联网上书写的“逝世博客”记载了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并宣布了“越轨”的老公王菲与第三者东某的一段婚外情。主人公王菲旋即遭“人肉查找”。他的家庭住址、作业单位及第三者东某的个人信息逐渐在网上被宣布。网民在网上的发泄也逐渐从网络世界中的咒骂，演变成一场现实日子中的暴力。
当事人王菲申述三网站侵略声誉权，该案被称为“我国网络暴力第一案”。2008年12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断定，两家网站被判侵权，一家网站获免责。
据我国青年报报导，当天，法院针对此案暴露出的网络监管问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司法建议，建议对网站及相关主体加强有用监管，并对互联网的运转和展开进行合理引导。
网络暴力，作为伴跟着互联网展开而呈现的“新生事物”，近些年来，怎么更好地遏止网暴，怎么为受害人供给及时有用的救助，相关法令标准也阅历着从无到有的进程。
多位专家提及，“网络暴力”并非是一个法令概念，其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
2022年8月，高朋律师事务所的朱婷律师曾在我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了网暴相关案子，企图整理司法实践中怎么处理“网络暴力”。
她发现，在其时提及“网络暴力”的51篇文书中，直接针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司法处理的大约为四分之一。
别的的文书均在合同胶葛、离婚胶葛、假贷胶葛、侵权职责胶葛等诉讼中提及“网络暴力”，是当事人一方为了处理相关胶葛，使用网络暴力来施压；还有与“网络暴力游戏”相关的婚姻胶葛、刑事案子等。
朱婷说到，在现有的大多数触及网暴的案子中，“网络暴力”这一行为仅仅胶葛或不当得利进程中的一种手法，作为“隶属”而不作为案子的焦点，然后导致其不在断定成果内。
“网络暴力”并非一项独立案由，但现在民法、刑法等法令中都有对网络暴力案子适用的条款。
朱婷的一个显着的感触是，我国对“网络暴力”的司法案子会集在近两年，且根本为民事诉讼案子，案由会集在声誉权胶葛、网络侵权职责胶葛、隐私权胶葛、生命健康身体权胶葛等，其间声誉权胶葛案子占比最大。
而作为刑事案子处理的“网络暴力”事情则相对更少，罪名会集在诽谤罪、凌辱罪等。这类案子一般为自诉案子，朱婷解说，申述者需求自行举证。只要在“严峻危害社会次序”“构成严峻结果”之时，刑事自诉案子才或许转为公诉案子。
近些年来网络暴力事情层出不穷，可是实在承受刑事清查或行政拘留的人却不多。
在朱婷看来，由于现在我国法令中并没有对“网络暴力”的明晰界说，这也是被直接冠以“网络暴力”之名进行司法处理的案子并不多的一个原因。别的，个人在遭受网络暴力进行维权时，面对着承认危害人、搜集固定相关依据难的问题，取证和申述对专业和技能的要求高，诉讼所花费的精力和本钱高，导致许多人在遭受网络暴力时没有挑选司法处理。
但在社会意义上，网络暴力的鸿沟在不断明晰。朱婷说到，2022年11月2日，中心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实在加强网络暴力管理的告知》，明晰“网络暴力针对个人会集发布凌辱咒骂、诽谤诽谤、侵略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危害别人合法权益，打乱正常网络次序”，对“网络暴力”有了一个界定。
2020年12月14日，“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越轨诽谤案”当事人吴女士收到法院的立案告知书。 新京报“剥洋葱”视频截图
困难的反抗
在互联网世界里，一句歹意的谈论，一键转发的流言，乃至一个不经意的点赞，经过一次次传达后，其影响或许被无限扩展，给当事人构成不行拯救的损伤。
“网络暴力事情仍然存在侵权本钱过低，维权本钱过高的问题”。署理过多起网络暴力案子的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感叹。
当网络暴力产生后，获取侵权人的身份信息是诉讼维权的第一步。
而获取侵权人身份信息，有时候要先申述渠道。一份来自辽宁省的网络侵权职责胶葛断定书显现，原告人史某申述了某短视频渠道。原告称有用户在他的账号下继续进行咒骂，时刻长达2年，对他的精力状况及网店出售都产生了影响。史某要求被告当即中止侵权，补偿精力损失、经济损失；要求被告供给咒骂他的网络用户注册实在信息，以利于原告清查职责和建议补偿。
法院以为，诉讼中，被告向原告宣布了发布视频的网络用户的注册信息。被告对案涉视频均及时采纳了必要措施，避免了危害的扩展。且原告对案涉视频均已下架表明认可。终究法院断定驳回原告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郑晶晶解说，由于渠道注册是后台实名制，往往也会呈现当经过诉讼拿到侵权人信息后，却发现这并不是实在的侵权者，“这样就更添加了寻觅依据的难度”。郑晶晶还说到，为什么网络暴力这么猖獗，一部分原因便是网暴者觉得“找到我就很难”。比方在网上注册时，用的并非自己的实在信息；其次“寻觅”的进程时刻本钱也很高。
当确认侵权者的身份信息后，第二步才是提交相应的依据资料，向法院提申述讼。凌辱、诽谤罪在刑法中是为数不多“告知才处理”的罪名，这就需求申述者自行举证。
依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查看院发布的《关于处理使用信息网络施行诽谤等刑事案子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解说》，同一诽谤信息实践被点击、阅读次数到达5000次以上，或许被转发次数到达500次以上的，应当确以为诽谤行为“情节严峻”，到达刑事立案标准。
但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到达这个标准是十分简单的。”郑晶晶指出，从法院的视点来看，不是机械死板适用法令规则的。比方点击量到了，但还要看内容究竟是不是到达“诽谤”。在司法实践中还要考虑是片面歹意、是彻底假造的谎话，仍是依据现实的夸张。我国政法大学传达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说到，刑事自诉实践中还要证明行为和危害成果之间的因果联络。
在依据搜集方面，如果在搜集依据前网暴者删去言辞，这部分内容就无从获取。郑晶晶建议，最常见的方法是拿着手机去线下的公证处进行公证。条件不允许的状况下，能够把触及诽谤的文字、图片等内容进行截图或许录屏，“署理律师能够将其作为依据提交。”还有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电子依据渠道采用了区块链技能存证，也受到了各大法院的认可。
当网暴规划过于巨大时，申述每一个人也是不现实的。郑晶晶着重，法令上不存在法不责众，可是实践操作中要考虑到维权本钱。成百上千人，不或许全部都采纳法令手法对他们提申述讼，不是法令不允许，而是实践操作傍边是不现实的，只能是针对带头的诽谤气势的那几个人。
终究，刑事自诉案子无法在被告人缺席的状况下断定。这意味着，“一旦找不到被告人，或许存在被告人歹意逃避的问题，这个案子就立不起来。”
刑事自诉转公诉，维权向前一步
“刑事自诉案子对公民个人而言比较难。”朱婷解说，刑事公诉案子的一切调查取证作业都由公安机关去完结，对违法的指控、证明违法建立的职责则由查看机关来承当，公安机关、查看机关都是强壮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手法去完结这些作业。
换句话说，对遭受网暴的受害人而言，刑事自诉转公诉或许使其更好完成维权诉求。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越轨诽谤案”，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刑事自诉转公诉的案子。郑晶晶是这起案子的署理律师。
2020年7月，杭州的吴思琪（化名）在取快递时被便利店老板郎某某偷拍，后郎某某与朋友何某某在微信群聊里假造了“少妇越轨快递小哥”的谈天内容，这些内容很快被转发到了多个微信群、微信大众号、微博、抖音等渠道，引发多个渠道的网民宣布凌辱性谈论。
吴思琪也因而遭公司劝退，被确诊为郁闷状况，阅历了“社会性逝世”。同年10月，吴思琪和署理律师郑晶晶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以郎某某、何某某捏造现实，经过网络诽谤自诉人谷某某且情节严峻为由，要求以诽谤罪清查两人的刑事职责。
郑晶晶告知新京报记者，此前她没遇到过关于网络暴力的刑事自诉案子。
触及诽谤的谈天内容一开端是在微信群中传达发酵的。依据吴思琪出具的微信大众号文章阅读量的公证书和搜集到的群截图，计算群聊人数超过了五万人。
一同她们也面对一些取证难题。比方一旦被群主踢出群或她们不在的微信群就难以取证。别的，在微信群中，视频及文字音讯的转发次数与阅读次数也难以断定。
在考虑辩解思路时，郑晶晶发现，依据2013年两高发布的司法解说，“严峻危害社会次序和国家利益”指以下七种景象，分别是引发群体性事情的；引发公共次序紊乱的；引发民族、宗教抵触的；诽谤多人，构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危害国家形象，严峻危害国家利益的；构成恶劣世界影响的；其他严峻危害社会次序和国家利益的景象。“其时的案子，明晰列出的几种景象都对不上。”郑晶晶说。
因该事情的传达力巨大，同年12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查看院就此案向余杭区公安分局建议予以立案侦查，发动刑事公诉程序。“终究法院以‘其他严峻危害社会次序和国家利益的景象’这个兜底条款作为自诉转公诉的法令依据。”。
浙江省人民查看院查看长贾宇亦在采访中表明，查看机关用了近1个月时刻进行取证，终究构成18本檀卷、76张光盘。贾宇还说到，“这说明很多依据存在于网络上的案子，依托公民个人力气取证维权是好不简单的。”
办案查看官余杭区查看院第四查看部副主任孔凡宇曾解说“刑事自诉转公诉”的原因，郎某某和何某某的行为不只危害了吴思琪的品格权，而且经网络这个特定空间得以敏捷传达，严峻打乱网络社会公共次序，损坏广阔大众安全感，应予以公诉追诉。
2021年4月，法院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起网暴案被最高检归入精力性品格权刑事维护的辅导性事例，一同还当选了2020年度十大法令监督事例，写入最高人民查看院作业报告、成为最高检辅导性事例。
在郑晶晶看来，这个案子更深远的影响或许是明晰了刑事自诉转公诉的程序。
2023年9月25日，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辅导定见》中，第12条说到要“精确掌握凌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
依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则，施行凌辱、诽谤违法，严峻危害社会次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关于网络凌辱、诽谤是否严峻危害社会次序，应当归纳危害目标、动机意图、行为方法、信息传达规模、危害结果等要素作出断定；第三款规则，关于被害人就网络凌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子，人民法院经审查以为被害人供给依据确有困难的，能够要求公安机关供给帮忙。
还将“构成被害人或许其近亲属精力失常、自杀等严峻结果”作为公诉的景象之一。“随意以一般大众为危害目标，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规模传达，引发很多低俗、歹意谈论，严峻损坏网络次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都归于“严峻危害社会次序”，也应当提起公诉。
郑晶晶表明，“随意以一般大众为危害目标，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规模传达，引发很多低俗、歹意谈论，严峻损坏网络次序，社会影响恶劣的”便是她署理的案子中自诉转公诉的法令依据，“由于（2013年）罗列的景象都不适用，其时适用的是兜底条款，这次的《辅导定见》里有了独自罗列。”
3月21日下午，郑晶晶律师参加实务研讨会，讨论网络暴力应对战略。 受访者供图
网络暴力管理仍需不断完善
郑晶晶也常常能在整理法条、相关司法解说中感触到，对网络暴力的标准力度不断在加强。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使用信息网络危害人身权益民事胶葛案子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规则》，适用于使用信息网络危害别人姓名权、名称权、声誉权等人身权益引发的胶葛案子。随后该规则在2020年进行批改。
在郑晶晶看来，《辅导定见》把曾经散见在刑法、民法以及治安管理处分法等法令中与网络暴力违法违法相关的条款集纳到一同，构成一份体系性的网络暴力管理结构。
《辅导定见》除了明晰了以及网络凌辱、诽谤刑事案子自诉转公诉的联接程序。她还看到“辅导定见”初次对网络暴力进行了分类，对哪些行为或许构成违法的，也作了着重。详细而言，在信息网络上，制作、分布流言，贬损别人品格、危害别人声誉，情节严峻的，以诽谤罪科罪处分；采纳任意咒骂、歹意诽谤、宣布隐私等方法，公然凌辱别人，情节严峻的以凌辱罪科罪处分；安排“人肉查找”，违法搜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峻的，以侵略公民个人信息罪科罪处分。
为了有用遏止网络暴力，其他部分也在积极举动。2022年4月，中心网信办布置展开“明亮清明·网络暴力专项管理举动”。同年11月，中心网信办下发了《关于实在加强网络暴力管理的告知》。中心网信办起草的《网络暴力信息管理规则》。
跟着立法的完善，越来越多网暴受害者开端寻求司法的救助，触及网络暴力的案子也在添加。来自我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现，近三年涉网络暴力案子整体呈上升趋势。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3年曾发布一项关于网络暴力案子的剖析，计算了从2018年9月建院至2023年6月，以天然人为原告、以断定方式审结的465件该类案子。从权力类型来看,网络危害品格权案子中,独自建议声誉权胶葛257件,占比55.3%;独自建议隐私权胶葛占比1.5%;独自建议个人信息权益胶葛占比2.6%;触及危害多项品格权权益胶葛占比约40%。
虽然《辅导定见》为怎么有用冲击网络暴力供给了标准，但仍有多位业内人士以为网络暴力的管理之路仍旧很长。
朱巍说到，虽然立案的肯定数量上升了，但比较网络暴力的频发性、多发性、易发性，现在刑事立案、民事立案和行政处分的数量远远不对等。
“考虑到网络暴力给人的精力压力以及人肉查找等危害的严峻性，网络暴力案子应该更简单立案才对。”朱巍还说，虽然网络暴力案子需求依据不同案情来不同剖析，但关于构成的严峻结果，每一片雪花都不或许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力气的大和小，即使法令不清查职责，并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职责。
他更是直言，现在的难不是真的难，而是相关部分处理相似案子的经历不行或志愿缺乏。曾经由于技能原因、当事人取证等，导致法令职责没有详细执行，“我觉得今后跟着法令的展开细化，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一切行为都是可清查的。”
2023年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就网暴的定性、类型、违法主体的确认及需承当的职责等作出明晰规则。
在一场网络暴力法治化管理研讨会上，我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说到，我国网暴管理法治化窘境包含立法涣散、规则滞后含糊等，比方《民法典》《刑法典》《行政处分法》等都有相关条文能够适用。网暴管理法令体系由民事、行政、刑事等范畴的多部相关文件组成，其内部价值方面或许存在对立——“有的侧重于展开，有的侧重于安全，有的侧重于展开和安全”，要完成顾全大局较为困难，不利于有用防治网暴行为。
她建议推出一部全面体系的反网络暴力法，从而完成重法制、重一致的“大国法治”。此举不只能体系性地防备、遏止与惩治网暴行为，还能在法令适用层面处理立法涣散、于法无据的问题，贯穿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完成各部分对网络暴力的协同管理。
新京报记者 李聪
修改 陈晓舒
校正李立军